双门底：广州千年商道上的“文化硅谷”，那些被遗忘的墨香传奇

在广州北京路繁华喧嚣的步行街之下，沉睡着一个古老而风雅的名字——双门底。

这里曾是清代广州的“岭南第一街”，更是文人墨客心中的圣地。书院林立，人文荟萃，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书卷与墨香的气息。今天，让我们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那段属于双门底的辉煌岁月，重温百年前广州“文化硅谷”的传奇故事。

双门底闹市尤以书市、文化用品闻名，这并非偶然，而是由它周边独特的人文环境决定的。既然是秀才成堆的地方，自然少不了书卷、笔墨、纸砚、古董、字画。双门底的卖书坊因此远近闻名，盛极一时。

清代双门底一带书坊林立

那时的读书人一到双门底，便如入宝山。袋里的银两，就像老广州话歇后语所说：“鞋凳入面嘅沙——唔拖干拖净唔舒服”。这话生动地描绘了文人们在此购书的狂热——非要把钱花光花净才觉得舒坦。

除了书，这里还是广州市古董店最集中的地方。广州话另一句著名的歇后语“双门底卖古董——开天索价，落地还钱”正是源于此地。卖古董的通常开出天价，而买古董的则狠狠杀价。这不仅是商业博弈，更是一种独特的市井文化：你可以开高价，我也可以大大杀价，买卖自由，各得其所。

广州书坊的兴盛大概始自道光年间（1821-1850）。彼时，书铺鳞次栉比，盛况空前，甚至连著名的学海堂都曾以此命题让学生写文章。清壬申（1872）《南海续志》记载：“双门底卖书坊，阮文达公（阮元）督粤时弥盛，曾以命山堂课题士题。”

《学海堂二集》中收录了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侯康的一首《双门底书坊拟白香山新乐府》，诗中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景象：

可见当年此处书坊林立的壮观场面。当时广州有名可考的书坊有百余家，多集中于双门底（今北京路）、西湖街（今西湖路）、学院前（今书坊街）三地。其中双门底的名店更是数不胜数：芸香堂、九经阁、味经堂、古经阁、翰墨园、聚文堂、拾芥园、三元楼、文选楼、聚锦堂、聚丰坊、藏修堂、纬文堂、儒雅堂、福芸楼、集成堂、登云阁、经畬楼等。这些名字，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地标。

清代广州的书坊

永汉北路的大司成坊

在这些书坊集中的双门底，还有许多文具店、古董店，文化气氛非常浓厚，形成了全国著名的文化街。一些书坊所出的经典著作、私人文集、工具书等，品位极高，流传后世。

光绪末年，时代的浪潮拍打到了双门底。这里出现了一些新式书庄，它们与旧式书坊的零散经营截然不同，在品类和数量上更多地考虑了读者的多元性，经营范围更广。

随着西风东渐盛行，西方书籍受到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最初，一批江浙商人来到双门底，不动声色地租下铺位，开起了点石斋、蜚英馆、同文书局、纬文书局等书店。仿佛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被打开了，知识分子无不被透进来的丝丝光芒所吸引。

后来，时务书局、时敏书局、开明书局等干脆挂起招牌，专销从上海运来的新书，思想风气的转变于焉开始。有的书店不仅宣传维新思想，还直接参与革命。以售新书和《圣经》闻名的基督教书楼，就是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

永汉路的北新书局

此外，一些报纸也利用书庄人群集中、读者文化水平高、消费能力强的特点，纷纷设立分销点。如《广报》《游艺报》就在双门底基督教书楼设立销售店，《述报》也在大雅斋儒林阁书庄设立销售处。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也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

提到双门底，就不能不提这里精湛的套版印书技术。

清代广东的套版印书技术继承了明代吴兴（今浙江湖州）闵、凌两家的朱墨色套印，并发展至五色甚至六色套印，技术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堂刻五色套印本《古香斋新刻袖珍御选古文渊鉴》，以及卢氏芸叶庵、骆氏翰墨园所刻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等，皆是刻印俱精的传世之作。孙毓修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中认同“广东人为之最精”的结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也指出：“这种技法把印刷水准和印刷效果提高到了新阶段。”

广智书局校印的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广东地区的套版刻书业得益于清代阮元与张之洞这两位总督的推崇与引领。他们崇尚朴学，为广东学术风气注入了活力。据不完全统计，道光、光绪年间，广州有不下30家机构或个人曾套版印书，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在这辉煌的篇章中，双门底骆氏翰墨园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晚清著名的刻书铺，尤以套版印书著称。道光年间，两广节署卢坤刻朱墨套印《文心雕龙》《史通削繁》《苏文忠公诗集》等。清道光十四年（1834），卢氏芸叶庵自辑自刻《杜工部集》二十卷首一卷。全书以六色套印，雕刻精良，墨色如新，彩色斑斓，极为美观。而这些精美的书籍，多由广州骆氏翰墨园承刻承印，版片亦多归其收藏。

翰墨园的主人骆浩泉，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骆文忠公（秉章）的族孙。他的父亲曾是阮元的幕僚，随其在广东任职。骆浩泉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学问和产业“翰墨园”，更在双门底自创了“登云阁书店”。

他深谙版本目录之学，曾精心辑录《版本格式》账簿以供后人参考。登云阁内有一座西楼，是当时文人雅士常聚之地，胡毅生、胡耐安等名士及鉴藏家常在此往来切磋。骆浩泉年老后，由饱学之士顺德人马孝让（宾甫）经营登云阁事务。他88岁时逝于登云阁书店，可谓一生与书相伴。

翰墨园的藏版多转入登云阁，由胡毅生和陈醴接手经营。他们扩张事业，整理《古香斋十种》袖珍本及其他版本重印发行，并收购了南海孔氏所刻五色本《渊鉴类函》、五色批本杜少陵、李义山各诗集等珍贵版片。

清末民初，骆氏翰墨园重新以六色套印唐杜甫的《杜工部集》。此版本纸色洁白，字大行疏，六色分陈，十分醒目。它是中国刻版印刷史上颜色最多、最为精美的套印本之一，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国套印技术以其特殊的技巧与绚丽的色彩成为印刷史上的明珠，而这颗明珠的代表作，正是这部六色套印本《杜工部集》。

然而，美好的事物总是脆弱的。

1938年，日寇侵入广州。永汉北路一带发生火灾，曾经辉煌一时的登云阁亦付之一炬，无数珍贵的书籍镌版在烈火中化为灰烬。这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一座书店，更烧断了广东套版印书技术的传承。此后，这门精湛的手艺无人继承，套印本愈发稀少，成为了世间罕见的珍贵善本。

如今，当我们漫步在北京路步行街，脚下踩着的或许就是当年双门底的遗迹。虽然书声与叫卖声已随风而去，但那些关于翰墨园的传说，关于六色套印的惊艳，依然值得我们铭记。